绿色转型告别煤炭有多不容易酒店餐具

“2018年是地球有史以来第四热的一年。无论是温度、水污染还是空气，都有恶化的趋势。可以做出总结，在多个领域，警报都已经响起。”法国前总理、联合国气侯变化巴黎大会主席洛朗·法比尤斯在首届绿色可持续发展大会上表示，绿色可持续发展是现在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之一。

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18年10月发布的报告，按照当前升温速度，全球最快将在2030年升温1.5度，这将对全球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失。

2019年1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绿色可持续发展大会上，不同国家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环境领域从业者就如何实现低碳发展进行探讨。洛朗·法比尤斯表示，世界上有95%以上的城市“都被认为是面对气候变化很脆弱的城市，而这些城市大部分都集中在非洲和亚洲国家。”

应对气候变化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要求各个国家快速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例，降低化石燃料的使用。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去煤之路坎坷重重，诸多阻力与动力并存。

减少碳排放：全球最大的“集体行动”

“对于二氧化碳这种温室气体，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大规模收集处理办法，只能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因为可再生能源没有二氧化碳排放。”原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原理事长石定寰在绿色可持续大会期间表示。

而对于清洁能源替代而言，不仅涉及到能源转型中的复杂利益，也涉及到国家间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并不是孤立的方式，而是全球的方式。我们希望调动政治、经济、科学研究等多个领域的参与者，不仅仅是各个国家层面，同样是公民、企业、社会组织多方的参与。”法比尤斯表示。

2015年12月发布的《巴黎协定》为这个全球最大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希望。这份协议给出了减排目标：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摄氏度以内，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这是继1997年《京都议定书》之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达成的第二份全球减排协定。与《京都议定书》不同，它不再强制性分配各国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而是允许各国按“国家自主贡献”（NDCs）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不过，作为一份协定，《巴黎协定》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这份框架性文件需要一份细化的规则书才能于2020年正式启动生效，这也是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大会的主要任务——将《巴黎协定》的大框架落实成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则书。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18年10月发布了《IPCC全球升温1.5摄氏度特别报告》。报告称，目前各国的减排承诺仍不足以将全球升温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

此报告对气候和人类影响进行了分析。报告表示，全球气温上升2摄氏度的影响将比预测更严重。若将目标调整为1.5摄氏度，则将能避免大量因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与风险。

在温升2摄氏度的情境下，科学家预测，全球99%的珊瑚礁都将退化，北极夏天完全无冰的情况每十年就会发生一次。而在温升1.5摄氏度时，珊瑚礁退化的比例减少到70%至90%，北极夏天无冰的风险将降低到每百年一次，森林火灾的影响也会有所减弱。

IPCC报告表示，为避免地球遭到最严重的破坏，世界经济必须在未来几年彻底转型。而转型的关键在于，必须迅速摒弃煤炭——若将温升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到2050年全球电力供应的70%——85％需来自可再生能源，而煤炭的比例需降低至接近为零。

这并不容易。根据全球碳计划组织于2018年12月发布的2018年全球碳排放测算报告，2018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预计将增加2.7%。全球能源消耗的增长、煤炭消费的增加，以及交通、货运、航空及航海运输等的需求助长了碳排放。

坎坷的“去煤之路”

作为工业化动力之源的煤炭，如今已成为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

在19至20世纪，工业化的欧洲、北美和日本建立了基于化石燃料的资源密集型经济体，在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的同时，也带来了高昂的环境代价。

公开历史资料显示，1850年后，基于煤炭的经济体，如英国和德国，以及后来的苏联和美国，均产生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其中无法忽视的是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此污染事件最终导致4000人在1952年12月丧生，并促使英国于1956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空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空气法案》。

此法案要求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逐步实现居民生活天然气化，减少煤炭用量，冬季采取集中供暖，发电厂和重工业作为排烟大户被强制搬迁到郊区。

美国乔治敦大学环境史教授约翰？ R？ 麦克尼尔在其著作《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中介绍，整个20世纪全球人口增加4倍，经济规模则扩张14倍，能源用量增加16倍，工业产出则翻了40倍之多。与此同时，二氧化碳排放也上升了13倍，水用量增加9倍。

麦克尼尔在其著作中表示，这些并非全是坏事。生产力的提升提高了数亿人的生活水平，让他们脱离了先人的赤贫状态。不过，无法忽视的是，依赖化石燃料能源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即使环境代价逐渐明显，能源结构仍然难以改弦更张。

其中一个非常大的掣肘是，对不少国家而言，煤炭仍是确保其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的重要元素。

例如，IPCC的报告中曾点名澳大利亚落实减碳政策的进度落后，提出澳大利亚应逐步淘汰使用煤炭，但澳洲政府立即表态说办不到。

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全国供电中有三分之二依赖燃煤，同时煤炭出口在2017至2018年度还创造了610亿澳元的收入。在此背景下，尽管诸多科学家力图说服各国领导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澳大利亚实行减碳政策的意愿一直不高。

据工商时报报道，澳洲财政部长弗里登伯格（Josh Frydenberg）表示：“停止使用煤炭根本是打高空、不切实际的目标。如果我们将煤炭从能源系统中排除，那么澳洲东海岸就有缺电的问题，将陷入一片漆黑。”

中国的能源革命

“中国是全球第一能源消费大国，用量大，而且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用化石能源。要把这个量用新能源替代下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石定寰告诉界面新闻。根据全球碳计划组织发布的报告，中国的碳排放占了全球排放量的27%。

麦克尼尔在其著作中表示，相比其他任何大国，中国处于一个塑造21世纪世界环境史的更佳位置。中国可以学习其他国家工业化、快速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经验，而中国采取哪一种环境策略——重蹈覆辙呢还是另辟蹊径，对全球环境也至关重要。

“中国在建构其能源体系时，能够找到一条避免那些20世纪的环境代价的道路吗？中国能够协调其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健康吗？”麦克尼尔表示，上述问题答案仍然不确定，迹象或许喜忧参半。

这其中的期许，与此次绿色可持续发展大会的议题不谋而合。“中国的城镇化是全球规模最大、速度最快、影响最为深远的城镇化。能否实现绿色城镇化，将成为中国城转化的关键环节。”中央政策研究室前副主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郑新立在大会期间表示。

多名与会专家表示，绿色城镇化的根本在于能源结构的调整。在中国，能源革命的战役或许才刚刚拉开帷幕。

根据全球碳排放组织发布的报告，2018年前9个月中国煤炭消费量同比增长3%，增长主要来自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行业。报告数据显示，中国要迅速告别煤炭并非易事。未来几十年，煤炭可能会依旧主导中国的能源体系。

“能源替代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需要引起很多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的变化，难度非常大。”石定寰告诉界面新闻，这并非一部分的替代，而是整个系统的变革，用一个新的体系来替代现在这个比较成熟的能源体系。

“不仅仅是生产过程，比如能源替代下来以后，煤矿工人的就业问题怎么办？再比如这个过程中，火电厂亏损的钱从哪来？以前很多大的设备厂都是围绕火电厂来制造设备，传统设备减少之后，这些工厂要如何转型，都是很复杂的问题。”石定寰表示，如何协调好利益关系，是能源革命必将面临的挑战。

清洁能源替代所产生的成本同样无法忽视。对此，石定寰表示，这需要相应的政策支持。“比如再生光伏的发展，最开始国家政策也给予了很大补贴。随着技术进步，发电的转化率在提高，从最开始的12%或13%一点点提高，现在很多光电转化率都有20%，这也意味着用电成本的下降，从2007年到2017年成本降低了90%。”

“另外，目前化石燃料的成本看似比可再生能源低，是因为没有把环境成本计算进去。比如空气污染导致的肺癌，做个手术十几万，这个成本谁来出。如果有公费医疗可能国家来承担，或者老百姓自己承担，但并没有说计算在发电厂的成本上。”石定寰表示，虽然现在讲环境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但如果全部内部化，可能社会难以承受。

此外，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副会长兼首席环境政策专家骆建华在大会期间表示，中国面临的问题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对中国而言，环境库兹涅次拐点尚未出现，工业化建设还没有完成，很多资源的消费峰值点尚未到来。在这个环境下，绿色城镇化仍然是一场持久战。

尽管困难重重，但“不解决能源的结构调整是不可能保证本世纪的升温不超过2摄氏度的，可能所有人都会遭殃。”石定寰对界面新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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